澎湃新闻| 来源
曹年润| 作者
赵璐 | 编辑
5月9日下午，全国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权案二审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距离当事人徐枣枣（化名）提出冻卵需求已过去4年零5个月。
徐枣枣在当天庭审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说，此次庭审并未当庭宣判。徐枣枣的代理律师之一、长期关注女性生育权和多元婚育倡导的董晓莹律师告诉媒体，庭审过程总体比较顺利，她们期待医院能为徐枣枣提供冻卵服务。
据董晓莹介绍，“二审的焦点与一审没有本质区别，她们主要对一审判决中她们认为错误的地方进行了反驳，也提交了更多的材料，比如民法学专家的法律意见书、一些相关判例、2023年‘两会’期间提交的开放单身女性冻卵的建议等，同时有一位伦理学专家辅助人申请出庭，发表伦理学意见。
二审法官提问比一审更细致，医院的观点仍和一审类似，认为应适龄生育，而非冷冻卵子来推迟生育。”
冻卵的全称是卵子冷冻技术，指通过医疗技术募集一定量的成熟卵母细胞，将其储存在-196℃的液氮中，从而达到长期保存卵子的目的，其主要的流程包括前期身体检查、促排卵、取卵手术、冷冻保存等。
2018年12月，时年30岁的徐枣枣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寻求冻卵服务，但医院以其单身及非医疗目的为由拒绝，徐枣枣以“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将医院告上法庭。
该案先后于2019年12月和2021年9月两次开庭审理。徐枣枣认为，其检查结果显示身体状况良好，符合冻卵需要，却遭到医院拒绝，这是对其女性身份的歧视，侵害了其一般人格权。她还认为，婚姻只是实现生育的手段，不是前提，中国法律并未否认单身女性享有生育权。
北京妇产医院称，根据相关规定，该院不能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健康女性实施以延迟生育为目的的冻卵技术。并且，该院拒绝原告实施冻卵是基于以推迟生育为目的的冻卵可能导致的一系列问题。2022年7月22日，徐枣枣收到法院的判决书，驳回其所有诉讼请求。
将徐枣枣拒之冻卵技术门外的是2003年由原中国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03年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其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近日，董晓莹律师和上海衡御正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任刚律师均表示，《规范》具有滞后性，已不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应进行相应的修改。
现实中，和徐枣枣有同样冻卵需求的女性人数越来越多。董晓莹说，徐枣枣案的意义已经超越其本身，徐枣枣已经不是单独代表她自己，而是代表广大单身女性。
任刚表示，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曾撰文表示，既然法律上已普遍肯定女性的生育权利，这种权利就不应该针对单身女性和已婚女性而有所区别。
寻求冻卵的女性们，为什么选择这条路？是以延迟生育为目的吗？冻卵在技术上是否存在风险？
成为母亲的决心
2022年2月3日，郝萱成功在日本取出19颗卵子，冷冻了9颗，她以前从未想过，自己会用冻卵的方式来留住成为母亲的希望。
郝萱是吉林人，目前在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科技企业市场部门工作，她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到日本上学，至今已在日本生活19年。日本虽然对单身女性开放冻卵，但是医院限制冻卵的年龄，有的截至38岁，有的截至40岁。郝萱39岁，赶上了冻卵年限的最后一班车。
整个冻卵期间，郝萱独自完成打促排卵针、每周1-2次检查，以及做取卵手术。全程约1个月，她完全没有请假，带着电脑去医院办公，随时准备接领导的电话，回复工作邮件，“一直在‘地下工作’”。她的年假只有10天，冻卵不属于病假。
郝萱也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冻卵的事。她曾和父母提及冻卵的想法，但父母无法理解，唠叨了一堆，郝萱立刻说不冻了。
冻卵期间，郝萱有一大把复杂的心情，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所以她在社交媒体上写下她冻卵的经历，“其实是想跟和我有相似经历和想法的人有共鸣，希望能有一个朋友，理解我的心情。”
郝萱把取卵手术约在一早，并且没有申请睡眠麻醉，因为她听说睡眠麻醉后要躺半天，但她10：30有个工作会议，必须在9：00结束手术，打车回家。
主刀医生发现她做的是局部麻醉，对她说：“会特别疼，现在换睡眠麻醉还来得及。”她果断拒绝。
取卵手术期间，她全程清醒着，从头顶的屏幕上，她看到自己卵子在游动，然后被吸走。当屏幕上看不见左侧卵巢的卵子，她问医生：“左侧是不是已经取完了？”医生回答是，并提醒她针管将要穿到右侧卵巢去，会比较疼。而她更在乎手术的速度：“快一点，让我少一点疼痛。”医生和护士们都愣住了，“那种表情就像在说，怎么来了一个这么猛的人。”
让郝萱觉得遭罪的还有促排卵。所谓促排卵，即使用药物诱导女性卵泡成熟，以获得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卵子。正常情况下，女性从月经初潮起，每个月只能产生一个成熟卵子，为了节省辅助生殖的时间、精力以及减少对女性身体的损耗，需要进行促排卵。
郝萱记得，第一天把促排卵针带回家的时候，她一边看说明书，一边看眼前的针，莫名的委屈忽然涌向她：“这些针每天都要扎到我身上吗？没结婚怎么这么惨？”越想越觉得想哭。
促排卵针是荷尔蒙剂，打针期间，郝萱的心情偶尔也会“荡秋千”。扎下去的每一针似乎都在提醒她：你是单身。她把过去的感情经历都回忆了一遍，想象如果在过去的某个时刻不那么顺从自己的心意，也许就不用承受这样的痛苦。但她还是逼着自己完成整个流程，因为觉得别无选择了，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说实话，我不会再做第二次了，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
冻卵属于人类辅助生殖范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是指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对配子（精子和卵子）、合子（受精卵）、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术，分为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AI）和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及各种衍生技术。IVF俗称试管婴儿，包括对男女双方进行身体检查、女方促排卵、取卵和男方取精、授精等过程，授精之前的流程基本就是冻卵的过程。
在加拿大，43岁的张蔷直接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生了一个孩子，现在已经8个月大了，当地的医院还保存着她的另一颗卵子。
2019年，时年39岁的张蔷从一家媒体辞职，来到加拿大上学。偶然得知加拿大允许单身女性进行辅助生殖，2020年新冠疫情刚开始时，张蔷开始了单身生育的尝试。
最开始，张蔷选择的是宫腔内人工受精（IUI），即处理男性的精液，选择优质的精子打入女性的宫腔内，让卵子和精子在体内自由结合。在加拿大，IUI是免费的，但成功率不高，张蔷失败了4次。再加上疫情，过程拖得无比漫长。
张蔷一心和时间赛跑，决定开始做费用更高的试管婴儿，“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我年龄的问题。和节省下来的时间相比，我愿意承担这个费用。”
试管婴儿指采用人工方法让卵子和精子在体外受精，并进行早期胚胎发育，然后移植到母体子宫内发育。张蔷取出了20多颗卵子，最终冷冻了3颗，这意味着张蔷有3次机会。
试管婴儿也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第一次，她失败了，不到3个月，她再次做出尝试，生下了现在每天都带给她惊喜的孩子。
在张蔷备孕、怀孕的两年时间里，她的父母远在中国，鞭长莫及，她也不想让他们担心，很少吐露自己的艰难。大部分时候，她把那些艰难隔离了，她觉得如果不阻断它们，它们就会像传染源一样，让自己生病。“不要觉得自己惨，觉得自己惨，就真的惨了。”
但艰难客观存在，张蔷可以回想起很多“第一次”。她没有过性经验，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才敢去医院接受内科检查和阴道彩超。“我当时就在想，完了，要生孩子就逃不掉这一步，但没办法，只能忍着去，医生也不至于把我捅死。”
到医院之后，张蔷向医生说明情况，医生说，“很高兴你把这件事告诉我。”她全程只进行了一次内检，医生安慰她，“我知道这对你来说非常难，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非常温柔。”她真的没有感到疼痛。
第一次做取卵手术，医生拿着取卵针靠近她时，她都不敢看那是什么，就张嘴大叫，医生说，“我还没碰到你。”张蔷说，“你的意识已经碰到了我。”陪同张蔷前去的朋友看见她的反应说，“看你这样子，我都不敢生了。”
一回生二回熟，她后来就放平了心态。张蔷觉得，虽然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她生下了一个孩子，就是幸运的，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和她一样好的结果。“我一点也不后悔，太值得了。” 她反复对记者说。
张蔷觉得，大家的生育观念需要改变，如果早一点接触到冻卵，她一定会提前十年冻卵。
大龄单身之困
郝萱长得漂亮，学业和工作经历也都很漂亮，并且她有一个漂亮的人生计划：32岁之前，她会自然地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结婚，最晚在34岁左右生一个孩子。但她发现，她可以把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计划得很完美，但关于另外一个人的事，则完全超出了她的控制。
20多岁时，郝萱的父母总是催她赶紧生孩子。30岁，父母的焦躁达到了顶峰。但跨入40岁的门槛，郝萱的父母“放弃”了，“因为这个年龄生孩子已经很难了，在此基础上，如果再和一个相互没有感情的男性共同生活，更加痛苦。”郝萱说。
其实她曾经离婚姻很近。曾有一位很优秀的男生向她求婚，他们已经开始制定详细的结婚计划，但她忽然觉得无法和这个人走到一起。为什么？可能是因为男生告诉郝萱，他只和比自己大的女生交往过，而且基本都是女生照顾他。郝萱虽然比男生小一岁，但是性格强势，似乎可以满足照顾他的需求，但郝萱的内心却有相反的希望。
错过他之后，郝萱一直在积极相亲，但始终没遇上能够共度余生的人。随便找个人嫁了吧，郝萱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甚至付诸了实践，但没成功。“我脑子里想，这个人适合结婚，他会照顾好你，你会幸福，嫁给他你什么都不用愁，只需要照顾好孩子，但是我的身体在排斥他。”郝萱说。
郝萱喜欢孩子，孩子是被她纳入人生规划的重要事项，“我非常渴望成为母亲，虽然生完孩子我可能会变胖变丑，但这都在我的承受范围内。”
郝萱的卵子可以被保存到46岁，在那之前，郝萱仍在期待真爱的出现。郝萱说自己是个很传统的人，在她的理解里，“孩子是父母深爱的结晶，”所以在她的价值排序中，目前最好的生育方式仍然是自己的卵子和爱人的精子相结合，胚胎植入自己的子宫，自己体验怀胎十月的感觉。但如果没能遇见真爱，她也会考虑从精子库中选择精子结合。
“我并不想让老公养我，或者给我买包之类的，我不需要，我也不是那么奢侈的人。我只是想和一个人一起吃饭，谈一谈稀松平常的事情，时时刻刻把我的感受和人分享，但就是遇不到。”郝萱说。
多位接受采访的单身女性想法均和郝萱相似。在她们的身上，晚婚晚育已是结果，当生育的“大限”逼近，她们仍希望自己进入一段婚姻关系时是因为爱情，而不是被生育所迫。
张蔷也不例外，她并不觉得婚姻、爱情和孩子需要捆绑在一起，不想为了任何人生下一个孩子，“这一切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就接受所有的苦。”她妈妈问她，如果将来你遇到喜欢的人，他不接受你有孩子怎么办？张蔷说，那就不是爱，爱人应该能接受她的一切。
年轻的时候，张蔷不想生孩子。在中国，结婚才能生子，而过往的经历让她对婚姻很谨慎。张蔷也曾遇到过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但他提出，结婚后希望张蔷跟他去上海，张蔷不用工作，在家相夫教子即可。张蔷理解，他是为她好，但张蔷喜欢当时的工作，也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品，于是这场婚姻无疾而终。
张蔷在传媒行业工作，这份工作带给她很大的成就感，只是她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生活。当她从工作中“急流勇退”，发现自己已经四十多了，不生，就丧失了生育的权利和机会。她想搏一搏。在某种程度上，她不想放弃造物主赋予她的孕育生命的能力。当然这也是基于她喜欢孩子，并想传递自己优秀的基因。
限制之下的选择
在国内，女性冻卵受到很大限制。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生孙贇向记者介绍，根据规定，目前只有两类人可以冻卵，一类是肿瘤病人，另一类是做试管婴儿的人，在取卵当天，丈夫因故突然不能到场，不能及时提供精子。
今年3月17日，37岁的互联网人安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取出了5颗卵子，最终成熟3颗。她对这个结果感到崩溃，“冻卵主要评判两个指标，抗缪勒管激素（AMH）和性激素6项，虽然我年龄不小，但我这两项指标都不错，检查的时候基础卵泡有15-20颗，但最后只能冻3颗，跟我的期待相差很远。”
2022年10月，她确定要冻卵，她其实不喜欢小孩，也和家里人说过以后不会结婚。但家人批评她，说不生孩子的话，以后老了受欺负没人维权，她被吓到了。
年轻的时候，她笃定自己不会生孩子，即使结婚，也是丁克，因为她怕疼，也怕养孩子的麻烦。最近两年，她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身边的朋友有了孩子以后，联系变少了，和比她年轻太多的人在一起，又觉得没什么共同语言。她觉得自己从人群中脱离出来了，很孤独。很多的思绪涌入她的脑海：“我那些有一胎、二胎的朋友们，真的会幸福吗？应该不会那么孤独吧？死了什么也带不走，要留下一点血液……”她想，给自己买一个“后悔药”吧。
有时候，她又觉得自己一直在为别人而活，轻易地为别人的生活、家人的期望所撼动。她很羡慕那些特别洒脱的人，“要是坚持一种样子，就一直坚持。我自己不想要孩子，但又被很多说法困扰，所以很焦虑。”
安可明白，即便冻了卵，最终也不一定能成功生育老公出轨已婚女，“说是给自己一个后悔药，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年龄越大，成功率越低，这其中有运气的成分。冻卵其实并不是后悔药，只是了一个心结而已。”
从事美容行业的吕妍今年40岁，这两年一直在考虑冻卵，但一直没有下定决心。2022年底，她查出卵巢早衰，医生对她说，如果想生孩子，要趁这两年尽快。她立刻产生了危机感，在国内咨询了很多家医院，但因未婚而无果。
不只单身女性，不少已婚女性的冻卵之路也走得坎坷。34岁的小鱼结了两次婚，两次试图婚内冻卵，均未成功。
小鱼的第一次婚姻是形式婚姻，她和伴侣约定在经济上共同抚养一个孩子，但前提是双方没有性接触。小鱼对男性的言论和行为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小鱼父母离异，在很小的时候，她曾目睹父亲出轨，成年后又在职场受到性骚扰。
进入形式婚姻时，小鱼31岁，生一个孩子可以满足社会对一个31岁女性的刻板印象，使她免受身边的舆论之困，“既有利于提升职场形象，也有利于提升社会形象。”但因为男女双方都健康，医院不接受他们的辅助生殖行为。小鱼提出，虽然她的生育功能并无障碍，但她在精神上存在“障碍”，无法接受性行为，医院并不接受这个理由。这次失败后，男方提出自己在家进行人工授精，小鱼无法接受，双方就离婚了。
很快，她进入一段真正的婚姻，可小鱼考虑的问题变得多了起来。“当真正遇到一个想要共度一生的男性，就不会像先前那样只想要一个孩子而已，考虑更多的是长久的家庭关系的建构，我不太确定自己现在是否准备好和他有一个孩子，并一直长久地走下去。” 冻卵对她来说是一个心理上的缓冲带，用于消解自己长久以来对男性的不信任和防备。但她仍然被拒绝了，不过一位医生向她推荐了一家美国的辅助生殖机构。
小鱼说，她的第一次婚姻是生育倒逼的，这种情况可能不只发生在她身上，“30多岁如果还没有遇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一些人可能会因为生育焦虑而选择匆忙走入婚姻，我周围也有这样的人，但这样的婚姻非常脆弱。”
在两次婚姻中，她作为已婚女性都没有冻卵成功，“那婚姻就是生育的枷锁吗？社会是否能对我们宽容一些，让匆忙走入婚姻，或者目前还不想走入婚姻的人能保留一个机会？而不是实在找不到适合结婚的人就放弃生育。”
冻卵不是技术问题
近年来，孙贇和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以下简称“中山六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杨星在临床上都碰到过很多来咨询冻卵的单身女性，她们觉得很无奈。
“工作和竞争让她们压力太大，很难找到良好的配偶，或产生其他问题，这些不是我们医生所能关注的问题。你明确地知道，三五年之内，她的卵巢功能可能会衰退得非常快，你又没办法帮到她，只能鼓励她多交朋友，尽早结婚。”杨星说。
孙贇也经常说同样的话，尽管很多单身女性无法接受这些说法。
“我不希望从我的嘴巴里说出‘你到国外去冻卵’，这也就算了，还有‘你到地下机构去冻卵’，这我是绝对不会说的，因为根本不能保障她们的权益，技术没有保障，也许明天机构也没有了。”孙贇说。
限制冻卵并非基于技术问题。1978年7月（小兔情感挽回老师 微信：ke2004578），全球首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10年后，1988年3月，中国首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30年来，中国的辅助生殖技术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单身女性冻卵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孙贇说。
杨星介绍，随着技术方法的改进，冻卵的效率越来越高，几乎接近胚胎冷冻。中山六院的冻卵数据显示，冻卵的临床妊娠率已经接近50%，类似于胚胎冷冻。与胚胎冷冻技术相比，不同的医学中心冻卵技术在稳定性上的差异更大。
但冻卵并非完全没有技术风险。“冻卵会形成冰晶，它会不会对卵母细胞的细微结构造成损伤，目前没有答案。从安全性上看，新鲜卵子比冷冻卵子安全，因为后者多了一项医疗操作。”孙贇说。
孙贇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证实促排卵对未来卵巢的功能有影响，但促排卵会带来一种叫做“卵巢过激综合征”的并发症，即因过高的刺激而导致腹水、血栓等。此外，取卵手术需要进行穿刺，是一个有创的操作，可能产生出血、感染等风险。促排卵和取卵还有可能导致卵巢扭转。
杨星说，这些风险出现的概率非常低，尤其是感染、出血，出现的概率可能不到千分之一。“促排卵和取卵都不会对女性的身体产生很严重的影响，也不会影响远期的生育能力和卵巢储备力量，取完之后也不会早绝经。”
冻卵的女性们，大部分都把冻卵看作生育力保存的希望，但冻卵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生育力保存。“从目前获得的数据来看，在国家允许范围内冷冻的卵子复苏水平较高，和新鲜卵子的受精率没有差异，但是优胚率比新鲜卵子低，所以胚胎种植率也会比新鲜卵子低，最后是否能满足想要一个孩子的需求，要打一个问号。”孙贇说。
年龄直接影响冷冻卵子的利用率。孙贇给出了一组数据：目前卵子玻璃化冻融后存活率为80%-95%。35岁前平均冷冻15枚卵子可获得一次活产，35-40岁需要冷冻16-25枚卵子，41岁后则需要冷冻40枚以上卵子。年龄小于30岁，卵子利用率为7.4% ，30-35岁卵子利用率为7%，35-37岁卵子利用率为6.5%，大于38岁卵子利用率为5.2%。
杨星引用2017年发表于生殖医学界权威杂志《人类生殖》（human reproduction）上的一组数据称，年龄小于35岁的女性想获得50%的妊娠概率，至少应该冷冻10多颗卵子，如果42岁再冻卵，哪怕冻了50颗卵子，最终的妊娠结局也只有40%，如果年龄大于44岁，妊娠率大约只有25%。
孙贇说，在冻卵的年龄上，大家普遍存在误区。“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想冻卵，其实这个年纪已经不适合冻卵了。美国有专家共识和指南规范，超过35岁不建议冻卵，因为今后的利用率会很低。”
孙贇和杨星都表示，国家层面的担忧是，因冻卵技术的加持，女性反而推迟其生育年龄。“单身女性冻卵是一个社会问题。”杨星说，“冻卵和地下机构、代孕、卵子捐赠等存在一定相关性，冷冻后的卵子是否能合理合规地用回女性身上，冷冻的卵子最后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精子，该如何处理，是否可以捐赠？这些都需要伦理学的探讨。”
孙贇支持限制性地开展单身女性冻卵。“冻卵是一项权利，既然男性可以冻精，为什么未婚的女性不可以冻卵？她们应该有这个权利。目前中国生育力低下，国家也一直在做调研，应该会有曙光吧。”在中国女性有需求的情况下，孙贇不希望看到冻卵的门被关死，“这不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
“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能预知10年、50年以后，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小朋友会怎么样，某些疾病在他们身上的发生率会不会更高。但是女性仍有权利选择。”孙贇说。
杨星向记者提及，在专科领域，关于放开单身女性冻卵的“度”的讨论很多，但尚未达成很好的共识：冻卵技术到底该为哪些人服务才不至于过度，或不至于太泛滥？对此孙贇认为，首先要告知有需求的女性冻卵可能存在的风险，让她们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选择；其次要在有资质的、技术能力好的医学中心开展，保证冻卵技术的稳定和规范。
法律的余地
近年来，单身女性冻卵引发持续讨论。3月13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在组织征求关于单身女性冻卵的专家意见。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议适度放开未婚女性实施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
2020年“两会”期间，徐枣枣案正在审理，有委员提交了“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的建议，同时也有委员提出“禁止医疗机构开展单身女性冻卵”的建议。
在法律的立场上，放开单身女性冻卵是否有余地？
任刚介绍，《规范》是原卫生部出台的规章，无法上升到法律层面。
目前中国没有对冻卵进行立法，国务院也没有针对冻卵出台行政法规。但没有法律层面的约束并不意味着不能对单身女性冻卵进行约束，《规范》作为一个部门规章也具有效力。
董晓莹表示，《规范》是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时代制定的，主要是出于限制生育，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考虑。而现在，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因严峻的人口形势而转变为鼓励生育。《规范》出台已20年，两位律师都认为，该规章具有滞后性，不再与时代的变化、中国的人口政策转变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需要作出相应的修改。
任刚介绍，在法律层面，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权利。单身女性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其中包括处置自己卵子的权利，它属于一般人格权。
任刚表示，冻卵主要涉及女性的生育权，公民的生育权是一项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不是法律赋予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剥夺。“从生育权的内容上来看，公民有选择自然受孕或辅助生殖手段来繁衍自己后代的权利。”单身女性冻卵，即涉及单身女性的生育权，“法律保护婚姻，但如果女性没有结婚，生育权仍然存在。”任刚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曾撰文表示，“法律上允许或限制某种行为的首要基础在于当事人是否存在正当权利。既然法律上已普遍肯定女性的生育权利，这种权利就不应该针对单身女性和已婚女性而有所区别。”
任刚也理解当代女性的压力，“她们学业和工作的压力较大，等到工作稳定下来，可能已超35岁，生育力逐渐下降，冻卵可以让女性在较年轻的时候获得自己质量较优的卵子，保存生育力。”
董晓莹也表示，“推迟结婚和生育的年龄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趋势，因此有冻卵需求的女性人数会越来越多。”
一种担忧是，如果冻卵大幅放开，可能会催生代孕的需求，甚至会滋生卵子的商业化行为，使得一些女性的权利被剥削。
董晓莹认为，冻卵和代孕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冻卵涉及女性如何处置自己的卵子，女性冻卵后，未来也有可能不使用这些卵子，而代孕涉及的是女性用什么方式去生育，不能捆绑在一起谈。她表示，如果要谈代孕的问题，需要在中国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实际上，代孕的问题一直存在，中国的地下代孕非常多，代孕妈妈的身体受损很严重，这需要通过法律来管制，否则代孕妈妈会一直处于权利受损的状态。”董晓莹说。
任刚也认为，代孕的问题需要在法律的层面上进行规范，比如“当冷冻的卵子解冻时，需要相应的规范。”
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有一种观点认为，寄希望于冻卵，归根结底是女性生育焦虑的表现，如果不焦虑，可以遵循自然规律而不生。
董晓莹认为，冻卵和生育焦虑之间存在相关性，但没有因果关系。无论是否支持冻卵，生育焦虑一直都在。
生育焦虑可能来自于年龄的增长，对养老的担忧，还有其他很多的社会因素，需要从更广泛的社会角度去讨论，不影响女性争取冻卵的权利。
徐枣枣案开庭以来，董晓莹参与了很多关于单身女性生育权的讨论，有人提出，国家制定一个政策需谨慎考虑，她理解这一点，也认为设置一些限制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允许单身健康女性冻卵，但设置年龄限制，或者使用冷冻卵子时设定一定的条件。但这些规则和限制需要有研究支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郝萱、张蔷、小鱼、吕妍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