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政府需要加强现有政策制度与分享经济的适用性研究，抓紧修改已经明显不适用的法律法规共享经济政府政策，进一步清理制约分享经济发展的行政许可等事项。二是充分发挥平台企业内生治理的作用。三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自律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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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共享经济监管和平台责任等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在共享经济其他领域，对公共资源、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侵犯消费者权益等问题也时常见诸报端。面向未来看，目前平台企业暴露出的问题或许只是共享经济问题的冰山一角。人们不禁要问，共享经济如何实现规范发展?
笔者认为，共享经济是近年来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具有区别于其他经济形态的独特特点。传统的政府监管在共享经济时代面临诸多困境，共享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需要建立起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
共享经济的监管困境
共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共享经济是信息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新型经济形态，是整合各类分散的资源、准确发现多样化需求、实现供需双方快速匹配的最优化资源配置方式。2016年以来，我国共享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国家信息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达4.9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7%;参与共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达7亿，其中服务提供者约7000万人，在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带动就业和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我国共享经济领域创新创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缩影，并成为全球的创新者和引领者，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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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我国共享经济领域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原有监管制度和实践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
一是用户权益保障难。
共享经济通过网络平台整合资源，许多产品和服务需要线上线下结合，但线下的法律条文很难直接适用于线上业务。在平台责任界定不清、诚信体系不健全以及先行赔付机制缺乏等情况下，首先，共享经济面临“监管难、取证难、维权难”的挑战。其次，用户隐私保护与信息安全面临挑战。平台企业发展过程中会收集到越来越多的用户个人信息，积累起大量的日常行为数据，这些反映用户隐私的信息一旦发生泄露或被不正当利用，将威胁到用户权益甚至人身财产安全。2017年6月1日，我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对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平台企业提出了明确规定共享经济政府政策，在具体落实上还须各方共同努力。
二是传统属地管理模式的局限性日益突出。
传统的管理体系强调属地管理、行业管理、科层管理，与共享经济的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等发展实践的现实需求不匹配，共享经济“一个平台、服务全国”的运营特点与传统的属地管理制度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比如，在网约车管理方面，各地出台的网约车管理措施基本都延续了传统出租车管理体制和做法，所有的网约车平台企业都要适应出租车的属地管理要求，要求在本地设立分公司并取得行政许可。以滴滴出行为例，要获得全国300多个地级市的行政许可，需要携带几乎相同的材料跑遍这些城市，因材料中包含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线上能力认证函和公章的原件，又不能异地同步办理，即使马不停蹄地逐个城市递送材料，300多个地级市至少需要3年才能办完，若全国近2800多个县级单位也要求办证，周期可能长达20多年，企业合规成本极高。
三是新的共享模式给城市治理带来新挑战。
如在共享单车领域，平台企业为了抢占市场，导致短期内单车投放数量急速增加，再加上现有城市规划中在慢行交通系统管理方面存在的规划建设不足、智能化管理水平不高等短板以及用户自觉有序停放意识薄弱等原因，导致车辆乱停乱放问题严重。在生活服务领域，快递外卖、上门取送件、共享停车位等新业态离不开线下场景的开放，这与部分小区封闭式管理、公共场地的使用规定出现明显冲突，甚至引发许多纠纷。
